News

「十年」不是最近那套賣座的影片,十年前,是我兒子病發的日子。我曾在明報星期日副刊投了人生中第一份稿件,寫下兒子病發後自己和丈夫的心情和感受。在此多謝主編在2010年6月6日刊登出來。在稿件〈一個母親的自述:天啊,我有一個思覺失調的兒子〉刊出後,有一個有心人X女士,回郵主編,給了我和丈夫一點的忠告和關懷,介紹了「心連心」這個志願機構的服務,令我倆感到溫暖在人間。
十年前,當我和一個資深的專科醫生討論兒子的病情,他的一句話,我今天仍記得很清楚:「看來你的兒子病情很嚴重,恐怕十年也未必能回復從前的生活和狀態」,作為父母,可想而知我們是多麼的擔憂和失望。
十年過去 大眾對精神病有很多忌諱
今天再執筆投稿,是有感十年過去了,社會大眾仍然對精神病有很多的忌諱。每次有個別病患者病發時,作出種種異常的行徑和少數暴力的行為,加上媒體大篇幅的報道和渲染,更加刻了公眾人士對精神病的誤解。因此在我執筆前,曾與兒子商量,希望他也能幫忙,分享一些自己過去這十年的感覺及生活點滴,希望能在讀者群中帶來一點反思及迴嚮,及帶給患者及其家人小小的希望。
這些年來,我和丈夫在態度和心境上改變了很多。我們盡量調整自己的心態和生活的步伐,不再望子成龍,只希望一家人能正常地生活。兒子大學的課程立刻終止,定時吃藥和看醫生是指定的動作。我們生活和說話的節奏,無可避免的放慢下來,重新學習和兒子相處。他每做好一件事或想做某些比較合理的事,我們必然多加讚賞和給予適時的鼓勵。
最初幾年,兒子曾有數次到急症室求診及一次因無故動手打爸爸而被強制入院的紀錄。反覆試藥,調節藥物的分量,藥物的副作用和他病情的起伏,是我和丈夫日常生活中不斷的話題。丈夫在最初幾年,也有些微抑鬱的傾向,經常嘆氣「為什麼自己兒子有這種病?」在我們家庭經濟尚可的條件下,工作對兒子仍然被他視為壓力的源頭,因此兒子對返工仍然不感興趣和用種種理由,拒絕社工的介紹。
感恩的是,我和丈夫都信了主,藉着主的帶領,心裏也踏實很多。
近年,政府增加了對精神病相關的資源,除醫療服務外,在社福界也增加了經費,成立了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增加相關的人手,加強在社區生活的精神病患者及其照顧者的支援。我的兒子現時也是其中一個中心的會員,在相關職員鼓勵下,參加中心的活動、分享會、外展活動和定時到醫院當值義工。我自己兩年前在職場退休後也在相關的中心當義工,定時與康復者電談或家訪,略盡綿力,助人助己。
勇敢的面對
正如某人曾說,已發生的事不要害怕,要面對它。某些病患要是不可以預見,唯有勇敢的面對它和靠藥物控制它,共同過活。
近兩年,兒子的認知和自理能力,生活規律方面,都有了一定的進展。現時我們冀望上主給予他能耐接受就業的挑戰,嘗試如何應對人生中另一種壓力。
今次當我向他解釋自己想再次投稿到明報星期日副刊的目的,是希望回顧過去十年的生活和感受,更希望他能寫下一些關於他自己的事情,與讀者分享。我很少見他如此爽快地應承及在一小時內把下面的文章寫好。
原文如下﹕
十年
十年過去,冬天快遠離我。新一年,又再見到維多利亞港的煙花,劃破夜空。
每日看着中環上班族橫過斑馬線,似乎像征服地球般,不停工作,不停地為着自己的未來鋪路。
望着自己洗手間的鏡子好像很陌生,我好像從來沒接觸過。
每天在灣仔的中心出入及參加各樣活動,很想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成就。
在剛過去的半年裏,有兩次機會因為義工的活動,回到太子道西這地方,又想起當年在九龍醫院排隊看病的情景。九龍的東西很好吃,我希望每年也順道回到九龍的地方吃個痛快。
雖然有了十年精神病,自己仍在康復中。在這十年裏,時間過得一般,好比倫敦的大笨鐘一樣的笨。幸好在社區中心識了很多人,五湖四海也有,希望在這未來的十年裏,能夠和朋友及親戚和睦相處,也望自己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雖然文內的時序鋪排和邏輯思維方面,仍與以前病發前有很大的落差,不過,相比十年前兒子患病時混亂的思緒,怪異的行為和想法,已是大大的進步,更感恩的是他對自己的病和藥物有了認知。
藉此送給所有精神病患者、家人和其照顧者,親朋好友等,不要氣餒,希望仍在明天!
文﹕一個母親
編輯﹕張天馨
資料來源:
明報副刊 同場加映﹕「十年」希望在明天!- http://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508/s00005/1462643960855

導演谷德昭現在依然每星期有四、五天,回家吃飯:「同事和朋友都知道,我寧願回家吃飯,之後再出來,我對我的編劇也是這樣說:『今日六點半散隊,大家盡量回家吃飯。』」
曾經和周星馳一起做後期配音工作,辦公室剛好在谷家附近,放飯時間大伙兒叫飯盒,谷德昭當然回家。正在吃飯,突然門鐘響,星爺等看見飯桌馬上起哄:「你一個人吃竟然吃七碟餸!有冇搞錯,唔叫我!」「唔好意思嘛……」谷德昭訕訕笑。
蒸魚、紅燒肉、咖哩雞、茄瓜炆魷魚……媽媽慣了煮一桌子的菜,谷德昭也慣了大吃:「沒有七、八個餸,翻臉的!」他理直氣壯地解釋,山東人就是愛和家人一起吃飯;回家吃飯不是give,是take,家人的愛是真的;街外的東西,簡單說就是不好吃啊,還有:
「返屋企吃飯,吃一餐就少一餐,還不重要?」他瞪大眼睛。
二零零六年四月九日,七十八歲的谷媽媽在住宅隔鄰的小學跳樓喪生。
──當天中午,他還跟媽媽一起吃牛扒,完全沒有察覺。
事情太突然,很長一段時間,谷德昭都不忍提起。他更願意記住的,是媽媽的愛,暖暖的,滿滿的,帶著好多好多食物的香氣。
「我媽媽,好一個『山東婆』,好有正義感,好公道。」谷德昭開始說故事:家裡六兄弟姐妹,他排最小也最頑皮,放學就玩到連書包都不見了,對上的姐姐不過年長兩年,卻是又乖又漂亮,成績好到不用交學費,放學就是回家練琴。「我和姐姐的成績表排在一起,如果你是我爸爸,都會對我生氣!」他說小時好硬頸,被罰了就賭氣不吃飯,半夜時肚皮餓得咕咕叫,媽媽於是炒了一碗香噴噴的蛋炒飯,再放上一條小醬瓜,輕輕放在床前。
「山東人炒飯下醬油、放大蔥,蛋炒得很香很結實,廣東人喜歡『金包銀』,雞蛋要炒得滑嫩,山東人不是。」他把那碗炒飯的味道,牢牢地記在心裡。
還有包餃子,重點不在於饀料,而是媽媽會親自擀皮,餃子皮有多薄、收口的摺疊有輕巧,全是工夫。「淡唔淡?」媽媽煮好第一輪的餃子,總會先讓小孩試味,谷德昭吃得好開心。
爸爸經營運輸車隊,每個月都有一天所有司機上谷家出糧,幾十人一起吃飯,賭錢,聊天,媽媽一大早上便始開始拍鬆豬扒,逐件煎,每個司機都有一大碗洋蔥豬扒飯加荷包蛋,吃完還嚷著要多一碗!
到了新年,美食更是排山倒海多得壯觀,就算突然來了二十個親戚也沒問題。媽媽除了預先發好海哲皮、海參,還會向一個專做滷菜的長輩買來大量滷豬耳、滷牛展……「你見過雪櫃裡面完全是一個固體未?一點空位也不剩!連一罐汽水也不能攝進去!!」谷德昭笑了。
他最記得的,是那一次陪媽媽回鄉。
谷德昭和媽媽一起站在山東渤海前,媽媽遞了一支煙給他。「媽媽本來不抽煙,爸爸才抽得利害,但我十八九歲時爸爸去世,媽媽就開始抽煙。」他說。
母子在海邊,一起抽煙,他自小常常和媽媽聊天,但這是第一次,聽到媽媽如何認識爸爸,如何來到香港:
谷媽媽和爸爸都是威海人,但在家鄉沒碰過面。谷家捱得過日戰時代,卻頂不住共產黨,爸爸十多歲跟著叔公出走。媽媽則是剛好去大連探親,坐船回家時卻因為共產黨來了,船家拒絕上岸,整艘船改去了一個島,滯留了一個月,看勢色不對,媽媽也決定離開。在走難的路上,兩個人就碰上了。
「我問媽媽:『你怎會和爸爸在一起?』『好自然就在一起。』媽媽只是這樣答一句。嘩!我好想為這句話拍一部戲!」眼前的谷德昭,輕輕說了兩遍:「好自然就在一起。好自然就在一起。」
思緒又再飄到老遠。
媽媽和爸爸去到上海,爸爸問:「我知道南方有個小島無共產黨,叫香港,去不去?」「去。」媽媽答,就去了。
當時上海開去香港的船,已經開走,兩人唯有走陸路,那車的擠迫程度,是如果有人嘔吐,得吐在自己的鞋子,然後人傳人,把鞋子裡的穢物丟去窗外,再傳回去!這樣艱難才來到香港,當時山東人聚居在京士柏,爸爸也跟著長輩住下來。山東人身形高大,往往做警察,爸爸起先也當差,後來改做運輸,在谷德昭出生時,已經有小小的車隊。
谷德昭說:「我真的很想拍《我的母親父親》,中國的大時代,成就了香港。我還去了爸爸在山東的小學,很簡陋的學校,當天一個少年人,怎會想到自己會赤手空拳來到香港,養活一家六個仔女,還能讓每一個都唸大學!我的眼淚就不禁流下來。」
爸爸拼博,而媽媽更是剛強,全心全力照顧家人令爸爸沒有後顧之憂,她總是希望幫人,不要負累兒女──「媽媽是很簡單地下決定,就是不想擔誤我們,她太疼我們了。」谷德昭這樣理解媽媽的自殺。
媽媽七十八歲,仍然不願別人照顧,去打麻雀也堅持自己坐車,不用兒女接送。剛發現腎有事,先做了一個血管手術,這手術影響到腦部,醫生說可能導致抑鬱,想法偏差,才決定跳樓。
這其實是一種「安樂死」吧?
谷德昭強調媽媽當時是受手術影響,但也形容這是很「剛烈」的選擇:「我衷心覺得好『堅』,有這個想法,有這個決定,然後還要做到。她口袋有一封信寫著地址,讓警察一定找到我們。」
好幾個月,谷德昭不想見人,並且和兄姐一起接受哀傷輔導。「出街有人問起,我還要『交戲』!很多時躲起來去看電影,看了很多不好笑的喜劇。」他也看書,原來運動可讓身體產生安多酚變快樂,便去跑步、踏單車。有次特地和外甥去打籃球,意外聽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人指指點點:「仲打波,仲咁開心?」
「原來處理得不好,是可以不再開心的,更加要想辦法。」他黯然說:「只可以選擇繼續生活,或者不,那我一定會選擇繼續。」
可是十四個月後,在母親跳樓的同一個地方,侄兒也跳了下來──
自殺者的家屬,充滿問號:
為什麼?怎會去到那地方?為何沒有人見到?……谷德昭坦言媽媽出事後,家人曾經不斷問「點解」。他自己也質疑上帝:「我們一家都算好人,為何會咁?」姐姐找神父,神父說:「上帝有其旨意,可以令你們更團結。」谷德昭拒絕接受:「要我們團結,為何要咁痛苦?我選擇不再去信什麼,天下萬物只是緣份。」
對於原本已經患有思覺失調的侄兒Joel,困擾更大,竟然也在同一地點跳樓。事發之後,撞邪等謠言滿天飛,谷德昭卻斬釘截鐵地說:「Joel仔是病死,是被思覺失調奪去性命。」
谷德昭一臉認真地解釋,思覺失調就是腦部這間「化學工廠」失調,可以毫無原因,一定要看醫生:「病是不會自己好的,發燒看醫生、肚痛看醫生、喉嚨痛看醫生,但無精神、壓力大,等等,不要給別人知道,看心理醫生?痴線啦!」拖延下去,病只會愈來愈沉重,愈來愈難醫治。
他很後悔,出事後才更了解到這病:「我們一家人都算接觸社會,見得多人,但懂的也不夠,這樣地無助,相信世界上有更多人需要幫助。那段時間好悲痛,我就出了一個主意:JOEL好乖,生命好似好短,應該有更大的意義,我們有人做演藝工作,也叫有一些資源,是否應該推動大眾了解這病,這可以是JOEL生命的意義。」
好積極!
「我好自私啫,我要找一個方法落腳。」他輕輕回答。
谷德昭、JOEL的姐姐谷祖琳,一起加入香港思覺失調學會,幫忙做公眾推廣,演藝界朋友紛紛出力,過去三年已經去過超過四十間學校講座及演出話劇,今年得百仁基金支持,會主力探訪葵涌區十五間學校,並且為前線社工和醫護人員舉行講座。
谷德昭的名銜是學會的副主席,落手落腳不斷開會:「好快樂!學者好可愛,白兔仔似的,原來可以找吳彥祖拍海報?原來可以這樣宣傳?可以把這病讓更多人解,都覺得好大鼓勵。」他希望有天可以為思覺失調的年青人建立一間中心。JOEL當年二十歲,已經成年,私家醫院沒有精神科,公立醫院就只能去精神病院,那裡太多不同的病人,住在一起,心裡不舒服。
媽媽過身後,谷德昭曾經公開寫信給天國的媽媽:「我最愛跟您到街市買菜,但那時總想不通您為何會把那個經常在附近徘徊的小子叫來坐在我的旁邊,還把我未喝完的半杯凍檸檬茶及半份三文治送到小子面前,小子開心地吃著,對著我們笑,您不介意小子蓬頭垢面,用紙巾濕點茶水替他抹面,當時我心裏很不忿,您看到我的模樣,拍拍我膊頭輕輕笑說:「能夠幫人是自己最大的福氣』,後來,我長大了,也明白了,原來媽媽是一位天使……」
媽媽把愛給了一家人,也分贈給了有需要的人,他要帶著媽媽的愛,活下去。
谷德昭更著緊回家吃飯,三姐最親近媽媽,接手打點一家人的晚飯,每星期有四五晚起碼十個家人會一起吃飯。「就像張國榮的歌詞:離開卻散落四周,我從姐姐身上,見到媽媽。」谷德昭說大家嘴巴會挑剔姐姐,但心底感動到想哭。
他說起訪問前一晚,大家吃山東滷麵,以前麵條都是媽媽親手擀的,姐姐買回來,但大家一吃,都嫌麵條沒上次買的那家好吃,外甥加一句:「為何不下雲耳?」谷德昭又補一句:「可以下當造的蟶子,每一季放一點當造的食材,就有當造的味道。」
「好好好,下次會啦。」三家姐說。
(後記:
香港每年有大約一千人自殺,其中超過三成是長者,長者自殺率比歐美國家高三倍,相當驚人,當中大部份,是跳樓或上吊,選擇的方法非常決斷。
怎樣的社會,老人捱得過戰爭暴動,卻捱不過晚年?
這不止因為窮,谷家不窮,也有朋友的媽媽在醫院上吊。這不單是個別家庭的悲劇,還關係到醫療/護理/社區網絡極多政策問題,是香港人要面對的。
谷先生說家事,只是希望幫忙思覺失調協會籌款。
請大家顧及家屬心情。)
資料來源:立場新聞 2016年1月22日 ‘【谷德昭:媽媽是天使】
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8%B0%B7%E5%BE%B7%E6%98%AD-%E5%AA%BD%E5%AA%BD%E6%98%AF%E5%A4%A9%E4%BD%BF/#
資料圖片:谷德昭,圖片來源:谷德昭facebook page

現年80歲的麗婆(化名)跟做海員的丈夫,育有三女一子,丈夫對幼子更疼愛有加,一家生活美滿。但十多年前,因為兒子得到一個病,令麗婆想過輕生,丈夫日夜咒罵兒子,一家和諧的生活,從此起了重大變化。
記者:劉嘉欣
攝影:楊觀賜
「萬一佢去斬人點算呢?總言之咩兇殘行為,全部都諗會發生在精神病人身上!」這是麗婆知道兒子患上精神分裂後的第一個反應。「那時無咁多資訊,而家你開收音機又有資訊,開電視又有資訊,乜都知。當時真係唔知,咁就拖了佢咁耐,一半都係我自己問題,我累了佢。」自言自己學識少,對精神病人一無所知的麗婆,就這樣一直照顧了兒子十多年。
「起初發現唔到,佢都會返工。後來無端端辭了份工,日日如是,唔出街食飯!」親戚朋友開始懷疑兒子有事,麗婆帶兒子看醫生,但醫生指麗婆兒子只是懶惰。「後來愈整愈唔妥,又話要做和尚,又話要想死。咁就真係好驚,點解會咁呢?」麗婆於是帶兒子再求診。「原來已經係精神分裂喇!當時嚇到我,於醫務所處暈倒。」
自覺連累兒子,麗婆四處尋找醫生、資訊,希望可以緩解兒子的病情。她自言自己是幸運的一個,因為大部份親戚朋友,甚至鄰居,都沒有因為兒子的病而對她冷言冷語。不過,最親的一位身邊人,卻嫌棄親生兒子,令麗婆心力交瘁。「佢(丈夫)就覺得好失望,可能佢對個仔期望高。日鬧夜鬧,鬧到個仔出去騎樓到,睇住條街傻笑。佢仲要話,你企於階磚上,都阻住塊階磚,係咩意思?咪即係叫個仔去死。」
為了令一家人回復昔日快樂的生活,麗婆試過捧一杯茶,跪地勸丈夫不要再罵兒子,可惜無用。家無寧日,加上要照顧兒子,麗婆陷入崩潰邊緣。「有次真的罵得好緊要,我自己那一剎那,就走出去騎樓,想跳落去!咁我先生好高大,佢一手扯我回來,我個仔跟住攬住我。個仔發病,受這些苦,真係好難受!自己都驚自己捱唔住。我好難過,點解反而親戚朋友都支持,點解佢(丈夫)會咁!」
結果,麗婆三個女兒,合資替爸爸另覓新居所。
對於麗婆一直照顧自己,麗婆的兒子心存感激,「有一晚佢(兒子)搭住我膊頭,坐在沙發說:『媽咪好多謝你,我病緊你咁樣照顧我。』我當時覺得佢,真係行出第一步,識得講呢句說話。」回想起兒子告白,麗婆不禁流出感動的眼淚。
雖然兒子的情況慢慢穩定下來,但年紀老邁的麗婆,已經開始為兒子打算。「我話如果媽咪真係有朝一日走左,你唔駛驚,如果有身體問題或者有咩想問,就打畀幾個家姐。」
十多年,即使辛苦,麗婆一直無怨無悔,給予兒子無限量支持。但其實,麗婆需要的支持,不會比兒子少,關心精神病患者的同時,他們身邊的照顧者,或許更需要我們關心及尊敬。
資料來源:
蘋果日報 2015-03-29 【精神病.人】我有一個 精神病兒子 - http://s.nextmedia.com/apple/a.php?i=20150329&sec_id=4104&s=0&a=19094238

It was 26 years ago – 18 months into my retirement – when my wife and I discharged our son, Peter, from a psychiatric ward for the first time. My lad had just spent a fortnight in a secure mental health ward after he had a severe psychotic episode that had caused him to speak in tongues, shave all his body hair and claim he was the messiah, willing to die for the world's sins.
Before my son's release his psychiatrist informed my wife and I that Peter was suffering from schizophrenia. “I must warn you,” said the consultant, “this disease can cause great anguish. However, with proper vigilance, a sufferer's life can be filled with purpose, accomplishment and happiness.”
For the moment, he advised us that the best place for our son to learn to cope with his “new normal” was in our stable and loving environment in the country. “This disease,” he said as we left his consulting room, “isn't pretty or kind, and it will change his life irrevocably but it will also change yours as well.”
We felt like we were sailors on a small skiff that had been caught in a never-ending tempest
That day, when I helped Peter into the back seat of our car with much delicacy, I remembered how I had shown the same care when he came home with us as a newborn. When we drove off, Peter, stunned from all the anti-psychotic drugs, placed his head in my wife's lap. Looking back, I am glad I didn't know what the future had in store for me at 66, my 61-year-old wife or my 30-year-old son, because it would have made our voyage through mental illness all the more painful.
During the first years of my son's mental illness it was as though an Arctic winter had descended on our home. My wife, Frieda, and I lost track of time. We stopped travelling abroad and curtailed our many interests that made retirement pleasant, as taking care of Peter became a full-time commitment. We felt like we were sailors on a small skiff that had been caught in a never-ending tempest.
The voices my son heard in his head were persistently cruel, and there were many nights when I slept beside him, at his insistence, to stop him self-harming.
Sadly, each one of us lost most of our old friendships, because mental illness in many ways is treated like leprosy was in the 19th century – an affliction that must be isolated from society. I don't think my wife and I could have survived our son's disease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fact that our marriage was strong.
In drawings, Peter sketched the demons that plagued his mind when he was imprisoned in the confinement of his illness
Still, there were moments of anger, grief and recrimination between us. Fortunately, they didn't last long because our love had been forged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were a daily occurrence for my generation. Still, what my wife and I endured because of Peter's mental illness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he shouldered – a mental anguish that was as acute as the pain that fire causes when it burns through flesh.
Yet I also believe that my son was more fortunate than most people who suffer with schizophrenia because before he was struck with this illness he'd been a visual artist. During brief moments when his schizophrenia crested into calmer waters, he was able to return to his art. In detailed drawings, Peter sketched the demons that plagued his mind when he was imprisoned in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of extreme mental illness.
Over time and through advancements in drug therapy, Peter was able to regain more independence and greater confidence to resume his life. After 10 years of living with us, he was able to marry his long-term girlfriend, who also suffered from mental illness. Tragically, a month after Peter's wedding my wife died from cancer. Five years ago Peter, having battled schizophrenia to a draw, died when he developed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which destroyed his lungs.
After Peter's death, among his writings, I found a note he'd sent to a gallery curator about his life and art which gave me great comfort: “I am not a pessimist, because I know that all of u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through the passage of time or from experience. I don't know how long I have left to live but my existence has been a good experience rather than a bad one, even with the dreaded schizophrenia, so I am glad to be alive because all in all, it's been a fucking blast.”
Reference
Harry Leslie Smith. (2015). How my son battled schizophrenia for a hard-fought draw. Available: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feb/09/my-son-battled-schizophrenia-social-isolation?CMP=fb_gu. Last accessed 10th Feb 2015.

陳喆燁醫生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
談及精神病患者時,不少人把焦點放在患者身上,卻忽略了照顧患者的家人。其實,他們照顧患者時面對不同的壓力,需小心處理自己及患者的情緒問題。
為投入照顧精神病患者,部分照顧者被迫從全職轉成兼職工作,甚至辭職,對家庭造成一定的經濟壓力。家人因要長時間照顧患者,消遣時間減少,無法透過消遣活動紓緩自己的情緒和壓力。除此之外,他們經常擔心患者受到社會標籤及患者將來的生活問題,為自己帶來過大的壓力。照顧者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無法得到緩解,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及自責的念頭,照顧者應適時向家人或專業人士傾訴,多與其他照顧者分享照顧患者的點滴,亦有助紓緩情緒。
很多精神病患者會否認自己患病,拒絕求醫,故家人在勸喻患者求醫時大多遇上困難,雙方亦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家人勸喻時應表示明白患者的情況及困難,使患者更易接受求醫一事。家人應多陪伴患者,在患者的康復過程中給予關愛及支援,保持耐性,以正面積極的態度照顧患者。
精神病越早治療,康復過程會越順利,如發現親友行為有異,懷疑他們患上精神病,應建議他們盡早求醫,避免延誤治療。讀者可瀏覽「愛思覺」網站(http://ipep.hk)了解更多給予思覺失調患者家人的建議及資訊。
<刊載於《東方日報》,2015年1月24日>

「思覺失調......令人無法正確詮釋現實世界,被蒙騙在扭曲和詭秘的世界裡,若不予以及時和適當的處理,它可能摧毀一生。」--陳友凱教授(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系主任)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精神醫學系花了數年時間,從1000個思覺失調真實病患個案中,挑選了75個具代表性的故事,加以編撰而成書。通過不同病者的曲折經歷,讓讀者認識這群病人所面對的艱難和處境,以及起起伏伏的康復歷程。每個故事配合相關的病理學,心理學,腦神經科學及社會學等知識,幫助讀者以最快捷的途徑,對思覺失調有全面的理解。